1963年6月29日，星期六，在南京的曾昭燏在其日记中写道：“又写信给方臞仙先生，抄红豆诗寄去。”尽管两人素未相识，但曾昭燏对这位远在云南的方树梅（字臞仙）提出的征诗请求，却依然认真对待。如今，我们仍能从曾昭燏留存的诗稿中看到她为此专门创作了三首《致臞仙先生》的诗作。

两位身处遥远边陲与江南核心区、素无交集的文人，默默遵循着传统文人的交往礼节，完成了一次高雅的文化交流。从曾昭燏的信中，我们还可得知她提到了“先师胡小石先生常向我提及方臞仙先生的学识渊博，只是遗憾未能亲炙其教”。实际上，胡小石与方树梅在抗战时期确实在云南大学共事过。不论曾昭燏此番言论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还是仅仅是客套话，这段记载都说明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边陲的文人与江南的文化圈之间，依然保持着传统文人的交流方式，围绕着具体的事物展开专属于文人间的精神对话，延续了乾嘉年间以来形成的文人雅士的风流余韵。

相较于方树梅，曾昭燏因其在文物考古领域的贡献早已为大众所熟知。而这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云南文史馆的老人，在暮年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向南京等地寄送红豆，并广征题咏之举，就足以彰显其不凡的人格魅力。

时间回溯至三十年前的1934年，方树梅受云南文化界之托，远赴中原、江南、西北及岭南等地搜寻文献。他历时半年多，行程万里，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“访书之旅”。这些经历被完整地保存在《北游搜访文献日记》中，为近代以来的“文献精神”树立了一座值得敬仰的丰碑。通过这部日记，我们得以窥见八十多年前，“文献”对于地方文化及文人的重要意义。

这种跨越地域的文化互动与文献搜集工作，不仅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，更为当代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下，文化传承者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文明的精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