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3年6月29日的南京,曾昭燏在日记中提笔写道:"又写信给方臞仙先生,抄红豆诗寄去。"这位出生于1909年的学者与方树梅(字臞仙,1881-1967)虽素未谋面,却因征诗之约而倾力相赠。时至今日,我们仍能在曾昭燏的诗稿中寻见这首题为《臞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,敬成三绝句》的作品。 两位身处千里之外、毫无交集的学者,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古典文人的交往之道,在诗词雅韵间展开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。从曾昭燏的信中,我们还可窥见她提及:"先师胡小石先生常向我提起先生的博学多才,只恨无缘得偿所愿。"实际上,胡小石与方树梅曾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学共事过一段时间。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两位学者之间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系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那个特殊年代,曾昭燏笔下的这番话是否属实已无从考证,但重要的是,这段记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: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边陲之地与江南文化中心之间,文人雅士之间的精神交流仍在延续。他们围绕着红豆这一具体意象展开专属于文人间的精神对话,将乾嘉时期的文学传统得以传承。 相较于公众熟知的曾昭燏对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,方树梅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显陌生。这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云南文史馆的老者,在晚年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向江南寄送红豆,并广征题咏之举,便已足以彰显其不凡之处。 时间回到1934年,这一年方树梅受托肩负起云南人的重托,不远万里踏上中原、江南、西北及岭南等地,为搜寻文献而奔波半年之久。这段经历被完整记录在《北游搜访文献日记》中,成为近代以来"文献精神"的重要见证。通过这部作品,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近现代"访书日记"系列文献的价值,以及八十多年前文献收集对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。 ![图片](https://image.baidu.com/search/down?url=https://pics5.baidu.com/feed/0df3d7ca7bcb0a461af5716967c0762d6a60af3c.jpeg)